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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末代港督”彭定康的政改方案:既损香港,也损英国


2019-11-26 14:12:05   【  】    【打印】    【关闭


彭定康,“香港最后一任总督”

彭定康是英国于1843年设立总督以来的最后一位香港总督。自香港回归中国以来,彭定康也多次访问香港。他不仅公开会见了各种反对力量,而且毫不掩饰对他的地位发表不恰当的言论。彭定康如何指出香港问题?香港政治改革过去发生了什么事?回顾历史,我们可以看到从彭定康的政治改革计划到他孤独的退路的过程。

邓小平对香港回归中国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做出了五个预测。

1992年12月,香港部分媒体表示,不仅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港人是否关心1997年平稳过渡的问题,邓小平方面也亲自出面干预,与中共高层官员达成了统一安排。当局表示,众所周知,中国解决香港问题的根本原则是“一国两制”。“一国两制”是邓小平解决中国统一问题的创造性构想。邓小平特别希望先在香港实施,但他很担心自中英联合声明签署至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,香港是否会出现不稳定因素。1984年10月,他在国庆典礼上会见港澳同胞时指出:“至于《中英联合声明》,我们相信我们不仅会遵守,英国人也会遵守,更相信香港同胞会遵守。然而,应该记住,总会有一些人不打算完全执行它。总会有一些动荡、不安和不稳定的因素。老实说,这些因素不会来自北京,但不能排除在香港或国际力量之外。......谈到变化,人们总是谈论北京的政策是否会改变,但他们认为其他方面不会改变。”

一九八四年七月,他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·贺维时,亦表示希望不会有五种情况影响香港的平稳过渡。第五点是:“我希望港英政府在过渡期不要成立自己的小组,将来把它强加给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。”一九九一年,他又指出,香港后过渡期的重要问题,是防止英国人想出坏主意、耍花招,给特区政府留下沉重负担。英国总督的突然更迭和彭定康的执政行为证明了邓小平的远见卓识。

1984年7月,邓小平会见了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·豪。

我们郑重抗议彭定康的政改方案。本质是英国想修改《基本法》。

至于彭定康上任后的政改方案,有些一开始不知道真相的人认为是彭定康自己设计的。然而,香港敏感的媒体和有丰富外交经验的中国人在更换总督时看到,政治改革背后实际上暗示了英国对香港和中国的政策变化。有争议的政治改革问题是1997年后英国从香港“光荣撤退”的问题之一。在政治上,英国希望向香港人和全世界展示英国是如何为香港争取民主的。在经济上,英国提出了一个修建新机场的玫瑰园计划。一方面,它使英国商业工程顾问受益,并帮助英国缓解了该国严重的经济和失业问题。另一方面,主要的基建工程显示了英方的慷慨和仁慈,给予香港人“自埃及恶魔以来最大的嫁妆”。

中国强烈反对英国突然改变香港的政治制度。中国的立场是坚定的。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鲁平警告说,如果有必要,中国将“开一个新炉子”,这使得英国的战略不可能实现。彭定康发表施政报告当晚,新华社香港分社发言人在接受中通社采访时指出,这违反了《中英联合声明》的精神,也不符合《基本法》。「一九九五年选举的问题关乎平稳过渡,应在中英双方协商达成协议后公布。目前,英方严重无视中方提出的意见,仍以所谓“建议”的形式单方面发表。这是极其不负责任和轻率的。由此引发的公开辩论完全由中国负责。”

「根据中英联合声明,英国有责任在过渡期管理香港人,以维护和维持香港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;中国政府将在这方面进行合作。在过渡期内,如果香港的政治制度有重大改变,会削弱行政主导的行政能力,这是违反联合声明的。」

李光耀和香港名人都指出,《施政报告》不切实际,不负责任。

彭定康施政报告发表后不久,香港新闻媒体发表了一篇题为“政客不是政客”的文章文章说,“彭定康在就职途中访问了新加坡,并会见了新加坡政治家和前总统李光耀。电话打来的第二天,李光耀的办公室发表了一份声明。总的来说,李光耀认为,判断彭定康总督政绩的标准是彭在香港的政策在1997年回归后能否继续。这提醒我们,在英国撤出前英国殖民地新加坡之前,新加坡的社会和经济一片混乱”。

李光耀(左)和许思民(右)也指出,“施政报告”不切实际,不负责任。

作者“心里有点怀疑。英国是否准备在香港重复同样的伎俩?否则,李光耀先生怎能在一次普通的私人会议后发表如此有意义的声明呢?

“听他说什么,看他做什么。彭定康的“做”来了,他发表了施政报告。有人说这是彭定康的“五年计划”。其他人说这是英国保守党政府的“50年计划”和“100年计划”。在施政报告开始时,香港原本是一个商人忙生意、工人忙工作、大家都忙钱的社会(请记住,正是这些为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作出了贡献)。恒生指数的上涨引发了争论,而这些争论正在上升。如果施政报告得以落实,香港会是怎样?它能繁荣吗?这还叫稳定吗?一九九七年会否平稳过渡?”

香港知名人士许思民(Xu Simin)写道,彭定康作为香港最后一任总督访问香港,只是“看守政府”的最高领导人,在香港只有四年零八个月的居住时间。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,任何力量都是不可抗拒的。他的“施政报告”不切实际,不负责任。他不能兑现他在未来四年和1997年后所做的“空洞的民主承诺”。那时,他已经乘“马伦夫人”号回到英国。留下来的是在香港的中国人,他们去大陆与中国人作战。英国政治家在每个殖民地的撤退中都使用了这种伎俩。今天似乎并不陌生。

李光耀办公室的声明是一种反映。许思民的文章,锋利的剑击中了鲜血。两个人观点的相似之处唤醒了世界。

三位英国高级外交官:克里达和麦理浩:我们正在损害香港的利益

英国人在统治香港的一百多年里,一直压制香港人对民主的要求。过去几年,他们突然对香港中国人的“民主”非常热心,特别是1997年后的香港“民主”。这不可避免地让人们怀疑他们的意图是什么。它真的关心中国人不民主的民主吗?这和远方的英国人有什么关系?没有英语只不过是实现英国统治的目标。

熟悉中国和香港局势的三位英国高级外交官克里达(Collida)、麦理浩(MacLehose)和威尔逊(Wilson)都反对彭定康的政治改革方案。他们都公开表示:我们违反了协议。回到原来的地方。我们正在损害香港的利益。

科利达、麦理浩和威尔逊(从左到右)是三名英国高级外交官。

玛格丽特·撒切尔的回忆录对历史事实知之甚少,给了彭定康一个教训。

前首相玛格丽特·撒切尔的回忆录出版之际,英国政府和彭定康正竭尽全力推进他们的政治改革方案。这本回忆录应该说给了彭定康一个很好的教训。

经过艰苦努力,中国和英国再次回到谈判桌前。到了一九九三年十月,即彭定康发表施政报告一年后,中英关于香港一九九五年选举安排的会谈已进入第十四轮。双方表达了将谈判从“十字路口”改为“高速公路”的良好意愿。英国谈判代表说,英国将尽最大努力采取严肃和积极的行动。中方谈判代表明确表示,只要考虑到双方最初达成的“三个协议”原则,就不难达到预期目标。

中国坚持“三个协议”,而英国一再批评中国缺乏灵活性。对此,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指出,中国最初要求彭定康在谈判前“取消计划”。后来,为了促进谈判和恢复合作,中国没有坚持这一要求。但是,很明显,恢复谈判不是基于彭定康的计划,而是基于中英双方同意的三项原则。公平地说,迫使中国退出“三个协议”相当于要求中国背弃历史和国际协议,其后果是可以预见的。

玛格丽特·撒切尔(Margaret Thatcher)的回忆录《唐宁街岁月》就在此时出版,在英国政坛引起轰动,动摇了保守党。人们有理由相信,唐宁街关于香港的“私人谈话”很难在文章结尾的情节中揭露出来,远远超出了回忆录的内容。然而,这位铁娘子仍然把半张脸藏在吉他后面,这一点足以唤醒当前的英国政府和彭定康。

玛格丽特·撒切尔回忆录《唐宁街岁月》

玛格丽特·撒切尔(Margaret Thatcher)的回忆录毫不掩饰地指出,在1982年访问中国期间,“我们谈判的目标是交换对香港岛的主权,以换取英国对整个殖民地的继续统治。”今天看来,这不仅是玛格丽特·撒切尔(Margaret Thatcher)当时的“目标”,也是英国殖民主义者仍在追求的“目标”。人们注意到,当撒切尔夫人设定“目标”时,根本没有“香港人”的概念,更不用说“民主”了。1982年访问北京后,玛格丽特·撒切尔清楚地知道中国会接受什么,不会接受什么。她能够评估局势,放弃“以主权换行政权力”的想法,并与中国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。这反映了政治家应该具备的政治智慧。

从那时起,中国和英国就能够相互理解和信任。在草拟《基本法》的过程中,中国与英方进行了多次讨论,采纳了很多意见。1990年正式颁布时,英方也说这是一部很好的基本法,值得推荐给香港人。撒切尔夫人在书中谈到《中英联合声明》与《基本法》的关系时,称赞《联合声明》是一项明确而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,可以稳定香港人对一九九七年后各项安排的信心。此外,协议中有些条款规定,协议的内容应写入基本法,而基本法是香港九七年后的宪法。

原则上,由于第一次中英会谈所确立的原则和基础,随后的中英会谈应该更有效率。然而,令人惊讶的是,英方不仅未能吸取撒切尔夫人的宝贵历史经验,还走了另一条路,试图在撤出香港之前实施放弃“三个协议”的政治改革方案,以便与中国竞争。这一策略的结果是,谈判已经推迟了半年,仍然徘徊在“十字路口”。很明显,彭定康对过去的历史事实知之甚少,在与中国对抗之前也没有认真了解。

1982年,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举行了会谈。

彭定康的“合作”损害港英政府的商业利益,事实上是不一致的。

当时,英国公司在香港的投资已达约1.2万亿港元,仅年利润就达1200亿港元。中国人民尊重历史,面对现实,充分理解英国人想在香港“光荣撤退”,维护英国商人的利益。因此,他们签署了《联合声明》,制定了《基本法》,并通过和平谈判达成了一系列谅解。《中英联合声明》和《基本法》充分反映了英国的利益。如果我们搁置这两份文件,建立另一个制度,英国的利益将很难得到保护。因此,任何在香港制造麻烦或动乱的行为,都会损害英国的利益和广大英国商人的利益。

香港著名评论家顾兴辉先生曾经说过:“英国如果友好回归香港,不仅可以体面地退出,赢得中国人民的友谊,而且可以获得长期的经济利益。如果中国用“拆土”的方法恢复行使主权,将会遇到很多困难,甚至会遇到一些人的对抗和干扰,最终给香港带来一些损失。那么,如果你种瓜和豆,中国和香港同胞还会寄钱给英国吗?”

然而,彭定康作为政改方案的倡导者,已在香港停留数年,尚未“看透红尘”。他仍然不了解中国或香港。他坚持既定政策,坚持旧的对抗方式,制造了和以前一样的麻烦。在单方面制定“政改方案”,一人一票选举所谓“民选”立法会,干预中国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,彭定康单方面制定所谓“人权法案条例”,企图推翻《基本法》。

到了1996年下半年,虽然英国和彭定康都在谈论“合作”,但事实上他们并不一致。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:第一,不愿意“回归中国”,从事所谓的“回归香港”,包括一些英国一直想直接交给特区的政府档案和资产。第二,英方对行政长官的产生表现出过分的兴趣,甚至要求“联合推选”来安置代理人,以继续殖民统治的影响。这干涉了中国的内政,遭到断然拒绝。第三是反对成立临时立法会,希望由英国殖民地宪法“英皇制诰”和“皇室训令”创立的立法会将会强加于香港特别行政区,从而中止中国政府对香港行政主权的有效恢复。第四,港英政府利用最后一个行政时期,大幅度修改法律,削弱法律和秩序的力量,为特区立法,为特区政府的行政制造麻烦。五是利用离任前的执政权力,牢牢控制媒体,继续进行长期的“反华”宣传、诽谤,制造“回归恐怖”效应。此外,它还计划分裂香港人民,吹捧一些人是政治明星,并讨好高级官员。他还给了外国护照来鼓励他的“反华”和“反撤军”。其他人遭到诽谤,甚至威胁要扔“黑色材料”并威胁他们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

彭定康的行为已经损害了在港英国商人的利益。因此,英国商人已经对保守党的政策不满,从而减少了他们对保守党的支持。英国议会补选,保守党连败,彭定康也知道他的仕途充满荆棘,既不忙着过多考虑英国的商业,也不会担心国家利益,也不会为梅杰的继任者制造方便,并将继续遵循他原来的安排到最后。

董建华以80%的支持率当选。香港人首次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选举行政长官。

面对彭定康的不合作态度,中国一方面表示遵守香港的《联合声明》和《基本法》,另一方面又有秩序地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。1996年1月26日,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。随后,成立了一个由400名成员组成的甄选委员会和一个由60名成员组成的临时立法会。1996年12月11日,董建华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以80%的支持率当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。这是香港历史上第一次香港人以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的方式选举行政长官。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。这标志着香港回归后新时代的开始。12月16日,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了对董建华的任命。12月18日,国家主席江泽民、总理李鹏和副总理钱其琛会见了董建华。江泽民告诉董建华,中央政府不会干涉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事务。董建华,请放心,如果特区有困难,中央会帮助特区。这再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在香港实行“一国两制”的诚意和决心。

1997年6月30日下午,彭定康(右)在降旗仪式后举着英国国旗。

从那以后,彭定康第一次来香港时就充满了野心,在镜头里看到的“曝光”越来越少。此外,他偶尔出现,脸上看起来很孤独。1997年6月30日下午14点,彭定康终于不情愿地离开了他已经住了五年的政府大楼。英国国旗在政府大楼的正门悄悄地降下。彭定康从卫兵手中接过降下的旗帜。最后一任总督和他的妻子女儿一起登上了达纳豪华大桥汽车,悲伤地离开总督府,前往维多利亚湾,登上了一艘已经停靠在码头的船,在黑暗中离开了香港。

(这是前新华社驻香港记者张连兴《28位香港省长》的节选)

编辑:袁鲁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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